老朽活到老，学到老，也来学建高楼

前朝遗少

鲁迅在西北大学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共讲了11次，都是这个题目。刘镇华在西安办了一个讲武堂，专门培养陆军军官。鲁迅应刘镇华之邀到讲武堂讲演，他对着陆军学生们依然讲的是小说历史。没有阿谀奉承之举，对于鲁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刘镇华也没有需要阿谀奉承的举动，对于一个军阀，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陆军军官们听小说历史，也是大可不必的，这一点鲁迅知道，刘镇华也知道。
    1924年7月24日晚上，省长、督军刘镇华在省政府公署设宴，款待鲁迅等10个暑期讲课的学者们。鲁迅在宴会上饮了酒。那个时候，鲁迅是很牛的，有的人设宴，鲁迅是可以不去的，鲁迅是能够不去的。刘镇华的宴会鲁迅去了，并且记载在日记里，可见鲁迅还是给刘镇华面子的，鲁迅也是很会处理诸如此类问题的。
    和鲁迅参加刘镇华的宴会不同，对于刘镇华的下级机构的宴会，鲁迅就会坚辞。1923年前后，刘镇华有一个储备候补文官的机构，叫储材馆，是为省政府储备文官人才的地方，只要进了储材馆，将来都会有个一官半职。而在储材馆里的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馆长也可能是当时西安文人中的人才。储材馆于1924年8月1日，准备了一次宴会，鲁迅就没有参加。在鲁迅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晚储材馆招宴，不赴。”
    1924年8月3日，鲁迅、孙伏园和夏元要先行回北京，午后暑期学校给鲁迅送来了讲课费200元。鲁迅一共讲了12个小时，当时物价和房价都不高，12个钟头讲课的报酬，是他西三条胡同购房款的四分之一。刘镇华知道鲁迅要先期离开西安，8月3日晚在易俗社设宴，给鲁迅饯行。一边饮酒，一边演戏，在当时是很高规格的礼仪。一个军阀用这样的礼仪款待鲁迅，让鲁迅很是受用。
    宴会和演出结束，到了夜里，刘镇华又送来了鲁迅喜欢的《颜勤礼碑》十份和《李二曲集》一部，还有西安的特产杞果、葡萄、蒺藜、花生各两盒。鲁迅也是人，也是一个生活中的人，对于刘镇华的礼品，鲁迅同样是笑纳了。

前朝遗少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刘镇华能够这样的善待鲁迅，对于鲁迅，可能觉得是应该的，是正常的，也是习以为常的。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官员善待文人的习惯和礼仪。李白流放的时候，皇帝还给他颁发了一个腰牌，只要各地的衙门见到了腰牌，就是不认识李白，不知道李白，也会善待李白。因为皇帝的腰牌是一个通行证，每一个官员都认识皇帝的腰牌。民国初年，可能古代的遗风还一息尚存，刘镇华可能觉得这样对待鲁迅，也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
    另外，在民国之初，文人的队伍里，不乏惊天动地的好汉，既敢于蔑视段祺瑞，也敢于蔑视黎元洪，更不说一个陕西的督军了，越是有这样的人物出现，督军们越是对于文人保持了一点内心的敬仰，或者说一点胆寒，让刘镇华这样的军阀不得不善待鲁迅这样的人物和学者。鲁迅的文章里抨击的官员，比刘镇华名字响亮的太多了，刘镇华也就出于无奈地善待鲁迅了。
    历史没有假设，只有推研。军阀刘镇华善待鲁迅的原因，大概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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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爆畜牧业惊人内幕：知道你喝的牛奶是什么东西吗
时间：2011-08-29   来源：和讯博客   分享到：更多>>  
“我看素食者比肉食者更能享受食物，因为素食者真的会想一下自己在吃什么。如果肉食者能认真想想他们在吃什么东西，他们一定会吐的。”网友John Sakars说。

从养牛大享变成素食推广者的霍华 李曼，踢爆了许许多多畜牧业的惊人内幕。其中最让人髮指的，应该是关于疯牛症和生化激素的使用。

据他研究，英国疯牛症是因为用感染了“羊搔症”的绵羊尸体来餵养牛隻所致的。这其实是一种脑部耗损疾病，在貂身上叫“传染性貂脑病”，在猫则有“猫科海棉状脑病”，而在人类中，以前主要发生在食人族身上，称作“古鲁症”。其共同成因是一种称为“普恩蛋白质”的异常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引起的库贾氏症是可以通过食道和遗传传染的，在人体潜伏期长达十年。疯牛症也是相似的疾病。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爆发的疯牛症，其实是八十年代已种下的祸根。在霍华？李曼等人的努力下，美国政府通过了禁止给牛隻餵反刍动物尸体的法例，还于二零零叁年不得已承认疯牛症的存在。但是，美国牛肉并没有自此就变得更安全。据霍华？李曼所言，那道禁止给牛隻餵牛尸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而且，美国政府对疫情的隐瞒跟英国政府当年麻木不仁的冷却手法不惶多样。许多疯牛症或库贾氏症的案例都被有意无意间併到同样让人痴呆的阿兹海默病裡去了。

霍华？李曼揭露，食品化学农业系统最疯狂的行径，还包括使用“基因重组牛科生长荷尔蒙”(rBGH)尝试增加乳牛的产乳量。这其实也是一种生长汗尔蒙，确实能成功刺激动物的生长，但却会造成库贾氏症的传播。这种药物损害的其实并不光是牛隻和消费者的健康，实际上，还让大部分奶农得不偿失，因为药物会让母牛容易生产双胞胎或叁胞胎，接着就患上不育症，牛隻身价直线下降。诡异的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竟然对之多方维护。

这让我想起，前阵子内蒙古奶业协会认为：“让人人喝上牛奶比标準更重要。现行乳业标準符合中国国情，外国生奶标準很难达到要提高标準，民族奶业要完蛋，普通老百姓则会喝不上牛奶。” 其实，在欧美，牛奶的危害已非常显着，而中国的标準还远远没达到人家的水平。可想而知，国内的牛奶其实是什么东西！

前朝遗少

底层沦陷 上层逃离：中国正面临“人财两空”困境(1)
时间：2011-08-28   来源：和讯博客   分享到：更多>>  
8月19日，前苏联解体20周年之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苏共解体带给我们的借鉴时，他说教训之一就是千万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对党的建设要加强监督。（2011年8月22日《南方日报》）

中国经营报在反思大连PX项目时说，东亚国家大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政府和资本方结成的联盟，很容易把企业员工和民众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国国内，政府和企业的沟通都很畅通，但是二者和民众的沟通都不怎么畅通。这就是大连PX留给中国社会的反思。这个也许可以作为“疏远群众、亲近资本”的一个注脚。

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应该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印度获得板球世界杯冠军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远离印度的人群、灰尘、炎热、贫穷、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层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远离贫穷、混乱，远离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远离不够宽松、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也远离趋向恶化和对立的阶层关系，甚至还有一种“祼官现象”或者“祼商现象”——全家远离，一人“留守”。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8月15日发布。蓝皮书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展，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已比较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恐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吗，多一些人移民海外岂不更好？中国不是嫌货币超发太多吗？移民者带走大量货币有什么不好？问题是，移民者多属社会精英，而且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不也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吗？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发展的环境不利，它就会选择走。

前朝遗少

底层沦陷 上层逃离：中国正面临“人财两空”困境(2)
时间：2011-08-28   来源：和讯博客   分享到：更多>>  
为什么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以自拔。制度经济学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选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避免滑向腐败深渊，不受监督而又资源无限的政府权力，以及直接投资经济的裁判员兼运动员双重角色，更难以指望其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夜者。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瞭乱，今天你还是权力的宠儿，明天换一任领导你就有可能成了权力的弃妇！权力之手不断洗牌、翻搅、调戏资本，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既彼此依赖和勾结，又彼此利益冲突甚至敌对。今天此权力是财富的保住伞，明天彼权力就成了财富的敌人。权力还是那个权力，只不过掌管权力者可能换了人。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也可能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前几天和一位某报著名调查记者聊天，说到某南方城市，一个开发商刚刚盖好一楼盘，工作人员马上被一帮流氓打出去，这帮流氓将楼盘换了个名称就卖光光！地方公安根本不立案！

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一些权贵资本的劫掠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上抗国法、下坑民众、中间则践踏和破坏一切道德与规则。全家人怀揣外国护照，一见风声不对或者权力失势，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地，和沦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民众。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混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杨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信仰，甚至没有‘伦理与道德’，公平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11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前朝遗少

云南民族大学后勤拉皮条又是临时工干的！扇了谁的耳光？
时间：2011-08-27   来源：铁血社区   分享到：更多>>  
近日，网上盛传一则云南民族大学后勤拉皮条的文章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云南民大后勤拉皮条

女生陪酒可获500元陪酒，后勤拉皮条女大学生背后的故事，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据了解，这些工作人员以给女大学生免费充值水电费的利诱要求女大学生陪酒、陪唱，后勤拉皮条甚至陪睡，而且明码标价，影响恶劣！云南民族大学党委负责人称，目前正在调查后勤拉皮条，估计后勤拉皮条涉案工作人员为外聘人员！后勤拉皮条：校方称其为临时工。

已被解聘

云南民族大学后勤拉皮条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和媒体的关注。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云南民族大学宣传部部长杨泽泉，其表示，“学校目前正在对后勤拉皮条调查情况进行汇总，苏姓男子为学校后勤集团临时聘用人员，现已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公安机关也已介入调查后勤拉皮条，结果出来后学校将对此事严肃处理。”

高校工作人员、被人们口口声声称为“老师”的男子，竟然充当起皮条客，介绍女大学生出去接客，以赚取免费充值卡或者其他更高的收入。这种无耻肮脏、败坏社会风气之人，莫说不配在大学里工作，就是作为一个人，也是被大打折扣的。对此人进行调查、严肃处理自然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

然而，在看到这条新闻时，令笔者最感吃惊的是，这个苏姓工作人员为什么能够想到并敢于从事拉皮条这样令人不齿的丑行。这让笔者自然想到了一句有些不雅的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从这个苏姓工作人员接受女记者的采访时介绍当中，我们获得的信息是，“现在在民大里面好多学生都是这样，有差不多20个都在外面”。

此话是真是假，尚没有得到考证。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假如没有一个女大学生愿意“下水”，这样的皮条客也是当不成的。打个一太恰当的比喻，这也如市场中介，只要没有卖方，无论买方市场的需求多么旺盛，仍然做不成交易的。而这个苏姓工作人员所以愿意当这个中介，看来这个市场是有商机的。并且，我相信他一定有所收获，或者可能会有所收获。因为，众多事实表明，干这个，是有市场的。君不见，女大学生因贪图享受被骗色骗钱以及女大学生卖淫的事不是屡屡见诸报端吗？

作为高校的工作人员，苏某在自己的学校干起充当皮条客这种为人所不齿的勾当，的确十分可恶。然而，我们还要看到，只要有这样的市场，就会有这样无耻的皮条客，不是苏某，便会是李某杨某马某；不是校内的，便会是校外的。只不过，苏某当这个皮条客，女子游泳馆溺死更有近水楼台的优先条件罢了。

因此，在这个事件中，如果我们仅仅针对苏某进行谴责，并不能实际地解决问题；同样，如果我们把谴责范围扩大到一些不自重的女大学生身上，也同样不能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说到底，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应该是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的背后的社会深层原因。事实上，这样的事件，是对生活的这个社会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前朝遗少

资改派江河日下，连杨鲁军也左转了

任凭（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politics/2011-08-19/4192.html

看完新华网、华龙网对杨鲁军的访谈，不禁令人错愕。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活跃于一九八零年代中国思想界。他曾任改革派重要智库“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港澳研究部主任，当年曾是改革派的重要智囊。

然而，8月17号杨鲁军在新华网、华龙网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访谈中竟然说出如下只有左派才会说的话：

【重庆既没有像广东搞“幸福广东”那样搞“幸福重庆”，也没有如上海建“智慧上海”这般建“智慧城市”，而是见危授命，匠心独运，咬上了一个当今中国社会极敏感、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薄熙来同志说，是到了向它发起总攻的时候了）——至少，在中国政界，这是一个多数人都意识到了的、却有意无意在回避敷衍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长期困惑于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多数人都感到不能再拖、再拖要出大事，但个人却无能为力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谨小慎微、不愿或不敢“第一个吃螃蟹”、最希望由上级来解决或问题自动解决的问题。


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他们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重庆模式的本质也是一句话：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治久安。

首先我要重申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之魂，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间都不能丢弃毛泽东，如果丢弃了就不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全盘否定文革并未否定毛泽东，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比如毛泽东崇尚精神，他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经常被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引用，这永远是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全都钻到钱眼里，不谈一点点精神。

我谈一下重庆的“唱红”，“唱红”永远不会错，你不能因为有一些“红歌”曾经在文革时期被人唱过，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不能唱了。这是荒唐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希特勒发明的。今天我们搞高速公路是不是回归纳粹？这可笑之极。

我觉得精英对重庆模式的嘲讽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一些精英的立场问题。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你至少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有一个人民的立场。遗憾的是我觉得当今的精英确实存在一些强烈排斥人民的心理意识。】


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私有化市场化突飞猛进，官员们接受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的内核）理念从而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外资泛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导致民生三座大山，新生资产阶级渗透控制中国政治权力并残酷压迫中国劳动者。

残酷的资本主义改革教育了人民，人民中间泛起一波大于一波的毛泽东热。而80年代的改革派智囊们也已经产生严重分化。像杨鲁军这样的，有一定头脑、智慧和良心的，都已经转变成左派。而那些继续坚持陈旧腐朽的80年代西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如张维迎、吴敬琏、茅于轼、贺卫方之类，要么是智商太低，要么是当了汉奸。

另外杨鲁军还有一篇谈钓鱼岛的文章，鲜明地捍卫中国国家利益，与茅于轼之类精英形成鲜明对比，文中说：

【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能搁置，不能讨论，要明晰主权，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本身的资源价值都不能搁置与讨论。须通过国与国政府的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绝对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笔者判断，中日十年内必有一战（应该从海战开始），中国应该早做预案，因为日本早在准备这样的预案了。

今日中国，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国人拭目以待。】

前朝遗少

附文1：

杨鲁军“新华网专谈”：让人民安居乐业 共同富裕
http://cq.cqnews.net/html/node_97808.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0d1f2b0100wgl5.html

杨鲁军 男 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

嘉宾简介：杨鲁军,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并有大量译著。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国》、《中国当代神话录》等多部政论集，引起广泛重视。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华龙网将邀请专家进行在线访谈，本期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鲁军。

【主持人】 10:23  7月20日，重庆召开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主题，提出鼓励百姓创业、激活农村土地和房屋价值、消除绝对贫困、调整收入分配、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承诺5年后，使全市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到2∶1，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主持人】 10:24  4000多字的全委会决定，可谓条条是“干货”。“走民生路，念共富经”——这个西部直辖市再次被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
    近几年来，地处西南内陆，基础条件薄弱，各方面资源有限的重庆，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中不断突破创新，从建设“五个重庆”，到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再到“缩小三个差距”，重庆坚持用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统揽发展。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转型路径，清晰可见。
【主持人】 10:24  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西部直辖市——重庆应该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世纪难题？重庆促进共同富裕的标本意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何在？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先生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来探讨以上问题。

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份《决议》的，您看到的时候反应是怎样的？
【杨鲁军】 10:24  感到很震撼也很兴奋，我们党终于来碰这个世纪难题。
【主持人】 10:24  在《决议》中您比较感兴趣的有哪些条款？
【杨鲁军】 10:25  请允许我比较系统地谈一下这个看法。在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建党90周年后的第20天，中共重庆市委以召开全委会这一最高级别、最庄重的决策集体形式，极不寻常地出了一份《决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重庆没有像上海这样建智慧城市，而是匠心独运地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用薄熙来的话说，这是一个多数人都感觉到的，却经常回避敷衍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长期困惑于找不到合适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令多数人都感到不能再拖，再拖要出大事的问题；这是一个多数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或不愿第一个吃螃蟹，而寄希望于由上级来解决或等待问题自动解决的问题。
【杨鲁军】 10:25  幸运的是，我这里讲的“四个多数人”，统统不包括重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言之凿凿以量化形式立下军令状，决议用五年时间基本解决重庆的共同富裕问题，将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降低到0.35。重庆又一次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高瞻远瞩的视觉判断，洞察秋毫的命脉把握，精诚严谨的逻辑思考，一起铸就了这份不同寻常的决定。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创造的最具有理论水平的最好的经典文件，这是重庆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的一个大事件。
【杨鲁军】 10:26  事情已经很清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现代化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然而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从科学、理性和历史经验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异常严峻的。我概括成：第一是主动解决还是被动解决，第二是早解决还是晚解决，第三是在体制内解决还是体制外解决，第四是和平解决还是非和平解决，第五是靠增量解决还是存量解决？上述五大选择中每个选择的前半部分都是积极的正面的，后半部分都是消极的。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历史中，无论是哪朝哪代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无例外地采用了上述选择中的后半部分。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周期性的振荡和危机，就是说中国哪朝哪代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导致王朝崩溃，可以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个政权都要面对的课题。
【杨鲁军】 10:26  众所周知，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盛唐时期，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用上述选择中的后半部分，当那些农民起义者的领袖们用推翻王朝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又几乎无例外地成为新的利益集团的主宰者，并不可避免的在更高层上制造新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如此周期循环往复，两千多年。
【杨鲁军】 10:27  重庆市委的这份决定，其路径选择全部都是上述五大选择中的前半部分，这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薄熙来同志在市委全委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尽管聪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即使下大决心那时要付出的成本也大得多，总之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不能等，不能拖，越往后解决就越难。真要解决两极分化要想平衡就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就会伤害生产力，伤害感情了。此事越早抓越有利。”这是薄熙来同志讲的一段很重要的话。重庆市委这份决定实际上提供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共富的“十二条”每一条都表明了，重庆是早解决而不是晚解决，是由政府出面在体制内解决，而不是在体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决，是和平的解决，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基本上是借助与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剥夺利益集团寻求解决之道。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决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
    毫无疑问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问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的，最正确的路径。
【主持人】 10:27  重庆号称“市”，其实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三峡）；城乡差别不啻天壤，所辖40个区县（自治县），贫困县占一半，其中17个是国家级贫困县，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占重庆总人口一成以上。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地区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重庆提出的共富之路，是否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取得实效？面临的困境和核心突破点又在哪里？
【杨鲁军】 10:27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与京津沪相比，重庆的经济底子是最薄的。在这样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我真诚地相信重庆市委的共富“十二条”一定能在这里开花结果，同时我也毫不隐瞒，也深深忧虑，重庆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困境和若干制约因素。我想主要三条：第一，解决“共同富裕”，重庆已经亮剑，但单靠重庆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就是说重庆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在国家层面得不到解决，那重庆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呢？


【杨鲁军】 10:28  第二，我认为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最后难点是利益集团。我们同样无法想象，解决共富问题，可以完全不动存量，不对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绝不能演变和分化为若干的特殊利益集团；第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就重庆而言虽然这次的《决定》没在既得利益集团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庆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这篇文章了。例如“打黑”打掉了多少人，公租房建设，不可能不触动房地产商的利益，例如六大交易所，更是动了那些利益集团的奶酪。例如重庆建立的药品交易所，让药品的生产厂家直接和医院面对面，去掉若干个中间环节，这就端掉了上千个药贩子的饭碗。你知道现在全国那么多城市有多少个靠药品吃饭的医药中介。而重庆把药品大幅下降的利益统统给了老百姓。例如重庆卫视取消了所有商业广告，至少去掉了那些靠吃卫视广告饭人的财路。
【杨鲁军】 10:28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重庆这方面遭遇的困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而且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利益受到损害的这方，由于他们利益的获取是不正当和具有隐蔽性，因此，当他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永远不会以利益诉求来正面对应，而取之的以政治手段来发泄对重庆、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例如抹黑，例如把重庆的改革妖魔化为回到“文革”等等。
【杨鲁军】 10:29  第三，重庆要用五年时间基本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可圈可点。然而另一个巨大问题是，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到五年以后，重庆基本解决这些内部的贫困悬殊时，如果客观上重庆本身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市委决定解决重庆内部的贫富问题，重庆与其他地区的共富如何解决？上述我讲的困境和三大因素制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很简单，就是国家层面的联动。
【主持人】 10:29  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审议通过的决定中提到，“发挥公有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我们知道，当前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其利润上缴国家占其比例并不高，您认为该如何破解这一现象？
【杨鲁军】 10:29  我完全赞成重庆国有资产收益的30%用于民生，而且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我们国企特别是垄断了巨大资源的央企，是只需要交税收，不需要交利润的。这几年开始交利润了，也交的并不多。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关键在于这些国企、央企他们所有者到底是谁？名义上他们是全民和国家所有，实际上这些所有者是虚拟的，不到位的。我一方面为重庆市委的这条决定叫好，另一方面是担心和建议。
【杨鲁军】 10:29  我的建议是，我觉得30%的比例还可以再高一些，因为近年来，重庆市政府，每年把财政收入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用于改善民生。那么国企为什么不可以做到再高些呢？这是我的建议，我所深深担心的是，重庆会不会抵触或者冲突有关部门的利益。
【主持人】 10:30  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你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吗？
【杨鲁军】 10:30  我确实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共产党事先并没有也无法确定让哪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就是丛林规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能者先富，当然这个“能”字包含了太多了，有的靠权力，有的靠关系，有的靠不正当的手段等等。丛林规则从根本上说，是违背共产党的政治本质。因为共产党所代表和依靠的广大群众恰恰是在丛林规则的游戏中没有富起来的，甚至被弱视，被淘汰，被边缘化的群体。如果任由丛林规则发展，那么共产党就会丢掉这个群体，就会变性、变质，成为已经富裕起来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所谓的精英执政联盟。这正是共产党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共产党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赶上来，尽快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因此，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杨鲁军】 10:30  当然您提到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有人会借此大肆鼓吹，我认为是不对的。如何看这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了红线，是可以拉警报的，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得地步了。就是薄熙来同志所讲的，不能等不能拖了。我们看以美国欧洲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上百年的发展中也深深地意识到了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他们知道如果搞市场经济，不有效地缓解这种矛盾，他们的统治就不可能稳定、长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这些典型的国家都看到了。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表明西方国家的这种制度就优越于我们。
【杨鲁军】 10:30  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他们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在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这样执政党面前，这一问题才有可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
【杨鲁军】 10:30  那么，为什么我们目前的基尼系数会高于西方国家？这恰恰说明这些年我们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或者虽然有这种解决问题的愿望，但是力度是远远不够。所以我同样一如既往地认为，“共同富裕”光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上是远远不够的，要做，要有行动，要敢作敢为，人民群众要的是结果。
【杨鲁军】 10:31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讲了，共产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我认为共产党最大的危险在于不作为。重庆难能可贵，在于不光把“共同富裕”写在旗帜上，而是公开亮剑作为政治宣言，而且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一言九鼎。重庆的《决定》有行动纲领有具体方案有各种保障又有时间表。黄奇帆市长立马组织实施，科学分解，落实到人，他把与共富“十二条”相对应的副市长和有关责任人的名字全部公布于众，接受监督。“共同富裕”要长期，要让人民群众看到真金白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提升。
【主持人】 10:31  这次我们这个主题系列访谈也是受到了很多网民朋友的关注，我们提一个他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共同富裕”的提法其实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以这三十年的实践，您觉得什么时间咱们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达到“共同富裕”呢？
【杨鲁军】 10:31  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提法确实已经有30年了，但是按照小平的设计，感觉初期主要是解决先富的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真正做共富，如果以这个时间来推论，在共富的地方我们大约耽误了十年左右。在回答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以前，我先回答一下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十分遗憾地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无论从什么高度，就整体而言“先富者”是不可能自觉、自动地带动“后富”的，所以“后富”靠“先富”是靠不住的。当前，中国未富的地区和人民，他们要致富的唯一希望是党和政府。人民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和侥幸心理，只有党和政府才能帮助未富起来的人民和地区。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杨鲁军】 10:32  现在我要回答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还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一种诱惑？我认为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共产党。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当然我讲的“老大”就是共产党。只要共产党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共产党集全党智慧和意志真开始狠抓实干我不相信在中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重庆计划用不到五年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就全国而言花二十多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解决共富问题的。我还要说，如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像重庆那样，永远尊重人民，敬畏人民，永远以人民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永远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国没有什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 10:32  薄熙来在重庆三年的“新政”，几乎涉及重庆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及百姓衣食住行等所有方面。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记者纪硕鸣认为“重庆模式”就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我们知道您对“重庆模式”也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请问，在你看来“重庆模式”的本质和核心是什么？
【杨鲁军】 10:32  我完全赞同纪硕鸣的观点。时间关系，我用最简约直白的话来概括我对“重庆模式”的看法。我认为重庆模式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重庆模式的本质也是一句话：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治久安。
【主持人】 10:33  很简略的概括。针对重庆“唱红”，重树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象征性符号与行之有效的提劲做法，坊间对重庆作为有一些误读。请剖析一下重庆的做法与毛泽东时代做法的异同？
【杨鲁军】 10:33  首先我要重申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之魂，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间都不能丢弃毛泽东，如果丢弃了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确实在国内外存在巨大分歧，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此，中央已经作出了历史结论，您的提问，重庆的做法与毛泽东时代做法的异同，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先说明一下。
【杨鲁军】 10:33  很多人拿重庆的做法与毛泽东时代做比较，他们出发点，他们目的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想否定重庆，想妖魔化重庆。
【主持人】 10:34  也有一点别有用心？
【杨鲁军】 10:34  对，当然我们也不怕比，如果一定要比，我想这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泽东时代是具有争论的，特别是“文革”时期，重庆是一以贯之的，是以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中心。中央全盘否定文革并未否定毛泽东，并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比如毛泽东崇尚精神，他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经常被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引用，这永远是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全都钻到钱眼里，不谈一点点精神。
【杨鲁军】 10:35  我谈一下重庆的“唱红”，“唱红”永远不会错，你不能因为有一些“红歌”曾经在文革时期被人唱过，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不能唱了。这是荒唐的，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是希特勒发明的。今天我们搞高速公路是不是回归纳粹？这可笑之极。现在有些人一定要把“文革”和重庆挂钩，有些学者居然把重庆的改革称之为文革式改革。这完全是不尊重事实。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倍受争议的重庆卫视，它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任何商业广告的红色频道，一下子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说它不懂经济规律，违反市场经济等等。重庆卫视取消了商业广告，政府每年给它1个多亿的补贴。美国政府每年也会补贴美国之音啊！在美国这个很正常，是一个政权很正常的运作，我们的精英为什么不批评美国之音而去批评重庆卫视呢？中国这样的执政党，有一、两个、十个没有商业广告的电视台，何错之有？
【杨鲁军】 10:35  在上海曾经有一个大学生这样问我为什么要唱红？我就说为什么要反对唱红，难道唱错了，应该鼓励“唱黑”“唱白”？是谁在颠覆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伦理和精神，他们究竟要干什么？答案在我们心里。
【主持人】 10:35  谢谢。不难看出杨教授对一些精英对“重庆模式”误读的担忧，在您看来，一些否定“重庆模式”的精英解读是对民间社会底层的不了解，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草根感受则多为拥戴，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在这两种接受心理中寻求共识？
【杨鲁军】 10:36  我觉得精英对重庆模式的嘲讽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时髦，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我们一些精英的立场问题。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你至少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有一个人民的立场。遗憾的是我觉得当今的精英确实存在一些强烈排斥人民的心理意识。大家想一想，小平同志生前再三强调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和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奇怪的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人民群众的高兴、满意、拥护，到了精英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是了呢？还有太多的精英把人民当痞子，他们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导师，高高在上对人民指手划脚，吆五喝六。我想说两点：第一，永远不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第二，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选择。您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两种接受性中寻求一种共识，我认为只有专家向人民妥协，而不是人民顺从专家。
【杨鲁军】 10:36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当中明确提出，共产党要以人民为师，要拜人民为师，没有讲要拜精英为师。事实上一些专家精英对重庆的责难确实有太多的不靠谱。比如一位法学精英严重批评重庆的打黑，把打黑说成治安性质的打黑，或者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的打黑。打黑当然会改善治安维护稳定，那些精英挖空心思非要把重庆打黑往政治陷阱里引，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杨鲁军】 10:36  最后我还想简单的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向我提出来，重庆搞共同富裕，会不会让很多有钱人感到恐惧？对此，重庆的领导已经多次做了回答，重庆绝不搞劫富济贫。我想已经富起来的人们应该仔细的想一想，如果有钱人永远生活在一个被巨大贫困人口紧紧包围着的环境中，那你说这个有钱人是安全的吗？有钱人会有长久的安全感吗？所以薄熙来同志搞“共同富裕”也是为富人创造一个长久的稳定的平安的环境，也真正为富人好。
【杨鲁军】 10:37  最近发生的伦敦骚乱，很多贫民冲上街头抢东西，难道这就不是问题了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说了。
【主持人】 10:37  今天跟杨教授的聊天，也让我们对重庆的“共同富裕”有了更多的信心和了解，非常感谢杨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网民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前朝遗少

杨鲁军：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

2011年08月18日 来源： 华龙网—重庆日报




　　嘉宾简介：杨鲁军,1961年8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出版专著《论里根经济学》等著作，并有大量译著。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解析中国》、《中国当代神话录》等多部政论集，引起广泛重视。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记者 李幸 实习生 陈煦嫣

　　“共同富裕”的提法过去快30载，究竟什么时候能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吗？重庆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和核心究竟是什么？昨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外宣办与新华社重庆分社主办的“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第三场嘉宾在线访谈中，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侃侃而谈，针对上述疑问一一解答。

　　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这一难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确的路径

　　“当我看见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出台的《决议》时，感到很震撼也很兴奋。”杨鲁军说，重庆市委以召开全委会这一最高级别、最庄重的集体决策形式，出了一份《决议》，匠心独运地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言之凿凿以量化形式立下军令状，决定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重庆的共同富裕问题，将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降低到0.35。这是我所看到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创造的最具有理论水平的最好的经典文件，这是重庆的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的一个大事件。”

　　他认为，这份《决议》，其路径选择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重庆市委这份决定实际上提供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十二条’措施每一条都表明了，重庆是早解决而不是晚解决，是由政府出面在体制内解决，而不是在体制外以非正常的方式解决，是和平的解决，而不是采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基本上是借助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量，而不是切割存量及剥夺利益集团寻求解决之道。在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决定》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毫无疑问，对如何破解‘共同富裕’难题，重庆选择了一条最切合实际、最具有操作性、最正确的路径。”

　　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需要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与京津沪相比，重庆的经济底子是最薄的。在这样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我真诚地相信重庆市委的‘十二条’措施一定能在这里开花结果。”但同时杨鲁军也对重庆实现“共同富裕”所面临的困境和若干制约因素表示担忧。

　　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解决“共同富裕”，重庆已经亮剑，但单靠重庆是远远不够的，它应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就是说重庆必须得到中央的支持和全国的呼应，在国家层面得不到解决，那重庆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呢？第二，解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的最后难点是利益集团。就重庆而言，虽然这次的《决议》没在既得利益集团上做文章，完全是增量。但此前重庆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做这篇文章了。例如公租房建设，不可能不触动房地产商的利益；六大交易所，更是动了那些利益集团的奶酪。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重庆这方面遭遇的困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第三，重庆用5年时间基本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可圈可点。然而另一个巨大问题是，中国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到5年以后，重庆基本解决这些内部的贫困悬殊时，如果客观上重庆本身与东部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市委决定解决重庆内部的贫富问题，重庆与其他地区的共富如何解决？杨鲁军表示，这三大因素和困境制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重庆解决共富问题的一个核心突破点。很简单，就是国家层面的联动。

　　不重视和解决“两极分化”，中国现代化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针对目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大肆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杨鲁军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共产党人能把“共同富裕”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的。

　　杨鲁军认为，西方国家的执政集团、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基于这一条我们就能断定在西方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个问题，但不可能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执政党面前，这一问题才有可能从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

　　“共同富裕”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对此，杨鲁军认为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共产党。

　　“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老大难’问题。如不重视和解决‘两极分化’，中国现代化则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只要共产党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集全党智慧和意志开始狠抓实干，我不相信在中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杨鲁军说，重庆计划5年解决这个问题，全国而言花20多年时间是完全可以解决共富问题的。如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像重庆那样，永远尊重人民，敬畏人民，以人民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把人民的地位放在第一位，那中国没什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的。

　　杨鲁军认为，重庆匠心独运地将破解当今中国社会极复杂、极麻烦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难题作为自己发展战略的支点，表现出一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历史智慧和着眼于社会长期安宁稳定的良苦用心。在重庆这样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实行“共同富裕”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重庆路子的核心就一句话——“让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富裕”。本质则是另一句话——“让共产党在中国长期执政，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前朝遗少

附文2：









对“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一些看法

——兼论对日本和台湾的“软”与“硬”



杨鲁军








一

197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访问前，日中双方曾约定，邓此次访日不讨论诸如钓鱼岛归属这样的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日本记者还是突然向邓提出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邓作了即兴回答，提出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的主张[1]。

事后邓小平回忆：“……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2]

1989年邓对戈尔巴乔夫重提此事，他说，中日之间，“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3]

邓小平对于钓鱼岛问题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软办法”和“冷处理”。



二

日本人却不是省油的灯。

日本人公开声称钓鱼台群岛一直都是日本的领土，惟日本拥有有效的管治权，因此不存在主权谁属的问题。中国搁置主权的一番好意反倒成了人家的笑柄——人家说主权本来就是他日本的，你说搁置，正好说明了你的理亏和心虚；至于共同开发更是妇人之言，岛屿本来就在人家手中，人家爱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赚不赚钱和赚多少钱，关你何事，谁跟你分？

1996年9月，金尧如先生愤然写道：“日本政府强暴霸占我钓鱼台的行动已经发展到公然无视有中国政府存在的地步。此可忍，孰不可忍？……钓鱼台领土主权谁属之争已经到了底线，迫使中国台湾两岸执政当局面临同日本政府摊牌的阶段。要么就是通过谈判，迫令日本政府拆除钓鱼台上的日本灯塔，涂刷日本国旗，撤去日本海上防卫厅的巡视，让中国大陆和台湾船只、渔民自由进出、操作，要么就是中国军舰进驻钓鱼台海域……事至今日，中国政府提议‘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合作开发’二十余年，同时却容忍日本置中国政府的建议于脑后，日本海上防卫厅的舰队霸占钓鱼台也已二十余年，中国政府这样让步、受屈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再继续不予改变，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二十世纪最后年代添上一条又受日本侵略的国耻！海峡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刚从英国人手上收回154年前满清王朝割让给英国的香港，怎么同时又从自己手上把钓鱼台的领土主权放弃给回我国人民的宿敌日本？”[4]

张文光先生剀切指出：“中国的钓鱼台实际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领土主权已经被日本侵犯……军国主义在日本的领导人中，不是一人一阁的想法，而是日本政府一个引而待发的幽灵，中国政府……仍未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而只视为日本右翼分子的个别行为，如果不是天真，便是无知，或者因为经济的利益而忘却了民族的利益，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痛心疾首的。”[5]



三

不光是钓鱼岛的问题。

邓小平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6]他特别讲到了南沙群岛的问题：“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7]邓小平所倡导和推崇的，显然是后一个办法。

南沙问题绝不简单。南沙群岛海域广阔，有两百余座岛屿，石油天然气蕴藏丰富，又是欧亚战略航道的必经地，现由“六国七雄”（中国、越南、菲律宾、汶莱、马来西亚、印尼及台湾）分别占领，并潜伏着冲突的危机，被称为亚洲真正的火药库[8]。

南沙问题同样是“搁置主权易，共同开发难”。而且，永远是你单方面一厢情愿地搁置主权，人家占领岛屿的主儿可没有一个说岛屿不是他的；你一厢情愿地要和人家共同开发，共同得利，可人家早就独个儿开发、已经并正继续获取巨大利益了，在偌大的南沙，恐怕没有人会将蛋糕分给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搁置主权——你就永远拿不回主权；共同开发——根本没你的份，你拿不回一个子儿！

除了武力收回（以及在武力威慑下的谈判收回），试问中国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解决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及管治权问题呢？



四

结论：中国不应继续将“搁置主权，共同开发”作为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既定国策了。



五

事情好像没有完。

邓小平在对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一手软”的同时，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罕见的“一手硬”。

人们都知道邓小平在收回香港问题上的决绝和强硬。他的语录是：“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还不把香港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9]

人们也知道邓小平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手段。他的语录是：“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0]



六

笔者一直质疑：

——为什么对于香港和台湾是主权问题没商量，既不可以讨论，又没有回旋余地，而同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的主权却非但可以讨论和回旋，还可以挂起来，搁置一旁，先开发、赚了钱再说？

——为什么解决现今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钓鱼岛问题“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而解决掌握在本族同胞手中的台湾岛问题却“不能排除使用武力”？

——为什么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可以由比我们聪明的下一代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而台湾岛问题却不仅我们这一代要记住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记住这一点？难道比我们聪明的下一代就不能选择比武力解决更好的方式了吗？

——为什么不收回香港和台湾就是李鸿章，而不收回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就不是李鸿章了呢？

事实证明，邓小平在处理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方面，套用一句他本人的话语，是“一手硬，一手软”，即：对于以本族同胞为主的港台问题是“一手硬”，对于外国人（例如日本人、俄罗斯人、菲律宾人等）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则是“一手软”。



七

这不是理论问题。

有人说这是韬略问题。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好家伙，比英国割让香港晚得多的沙俄侵占中国相当于1500个香港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及苏联对中国黑瞎子岛的长期侵占，就这么“一风吹”、“结束了”、“完了”、不要了？

有人说，以苏联那时“超级大国”的地位，邓小平明知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拿不回来的了，所以就故作高姿态，做潇洒状。

这话并不对。今天拿不回来不等于明天拿不回来；这一代人拿不回来不等于下一代人拿不回来。什么叫“完了”？重要的是中国永远都不应当放弃对于被别人侵占去的领土所拥有的主权。

有人说，邓已经讲得很清楚，那150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的领土，是通过有关条约规定的，中国现在仍然承认这些条约，因而那些领土早就属于人家，中国没有理由再去要回。

这样说更不对。香港不也是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给英国的吗？只不过昔日的“日不落帝国”衰落了——除了将香港尽量体面地交还中国，它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关键还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两年半之后，苏联不是整个解体了吗？谁能说中国再无机会像收回香港一样收回那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八

小平去世已经13年了，今天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对邓再搞“两个凡是”。

不说香港、俄罗斯或南沙群岛，至少，在对日本和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把邓氏的“一手软”、“一手硬”颠倒过来，即对日本硬、对台湾软。

先说对台湾的软。应在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下，坚持如下四项原则：

——搁置统一争议；

——绝不使用武力（撤除大陆瞄准台湾的所有导弹）；

——尊重两岸分治；

——共同振兴中华。

再说对日本的硬。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不能搁置，不能讨论，要明晰主权，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本身的资源价值都不能搁置与讨论。须通过国与国政府的和民间的各种途径，包括外交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绝对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的手段。笔者判断，中日十年内必有一战（应该从海战开始），中国应该早做预案，因为日本早在准备这样的预案了。



九

今日中国，谁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国人拭目以待。



注释：

[1]参阅高屹主编：《邓小平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13—414页；萧诗美著：《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23—425页。

[2][3][6][7][9][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页，第86—87页，第87页，第293页，第49页，第87页，第293—295页，第12页，第86—87页。

[4][5]见《钓鱼台——中国的领土！》，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4—25页，第36—37页。

[8]参见唐龙：《南沙群岛：六国七雄之争——南海将是亚洲的火药库》，载《开放》杂志1996年第12期，第72—74页。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10月8—10日“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上的发言，部分观点见于作者1998年10月23日所作《邓小平与国家主权》一文，载《杨鲁军文集》第一卷，第35—40页。

前朝遗少

博士生调查：中部某县161个政治家族垄断县党政
时间：2011-09-04   来源：雅虎论坛   分享到：更多>>  

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

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前朝遗少

　　强制拆迁 竟拆错房
　　武平县旧城改造指挥部无赖辩称：
　　 我们顺便把你家拆了！
　　2011年8月24日，福建省武平县旧城改造指挥部会同平川镇政府，公安、法院、城建等单位上千名国家公务员对百姓的民宅进行强制拆迁时，竟然把我家在这次未例入拆迁的房屋进行非法强制拆除，当我们找到指挥部的领导时，他们却无赖辩称：“我们顺便把你家拆了！”
　　我叫王小花，家住福建省武平县平川镇红东村，我家有一幢祖辈遗留给我的土木结构四百多平方米的房屋，坐落在平川镇城南村，由于城投公司和开发商需征用城南村600多户民房进行商品开发。因而需进行拆迁。于是，在2011年8月24日武平县旧城改造指挥部会同平川镇政府、公安、法院、城建等单位的上千名国家公务员对钟华林、钟玉荣等二房民房进行强制拆迁，我的房子与被强拆的房屋只有一墙之隔。这些国家工作人员为了图方便，竟然把我家的房屋也顺便被拆除了。
　　武平县旧城改造指挥部强拆的这天上午，我和我的儿子及几个朋友正在房间里喝茶，在七点十五分左右，突然间冲进了二、三十名旧城改造指挥部、公安、城建等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气势汹汹地叫我们出去，并说要拆房子，顿时我们都大吃一惊。为此，我们与他们据理力争，向他们问明情况，“为什么要拆我的房子？我们从来没有接到拆迁通知书，也从来没有人找过我们谈话签字”。因此我们不肯出去，这时，他们却气愤地把我及我的儿子强行抬了出去，并进行殴打，致使我的手、脚、背部等多处受伤，我儿子伤情较重住进了医院。事后，我们找到了武平县旧城改造指挥部的领导副总指挥林元康，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拆我的房屋时，他却无赖辩称：“我们本来不是拆你的房屋，是强制拆除与你隔壁的两户人家的，也顺便把你家拆了。”
　　“顺便把你家拆了”听到这些，我的心如刀在绞，在此，我不禁要问，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为什么在武平县，这些国家公务员如此野蛮？为什么他们知法犯法？执法违法？这里还有天理，还有国法吗？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网友：我是含着悲痛的眼泪向你们反映的，我叩求你们伸出援助之手，帮帮我们，救救我们吧，本人感恩不尽。
　　
　　
　　 王小花 叩上
　　 电话：15960906412
　　地址：福建省武平县平川镇红东村
　　 2011年8月31日

前朝遗少

“护送孩子骨灰上学” 悲剧离真相还有多远？
时间：2011-09-05   来源：中新网社区   分享到：更多>>  
这几天是所有孩子背起书包高高兴兴上学的日子，但有一个孩子却永远不会了。去年的8月30日，广州花都区云山大道6年级的小泽在每天上学经过的路上被一辆套牌奔驰车撞死。目击者称肇事司机是名女子，但交警却称是名男子。庭审时，交警反驳家属称，“家属如果阻止小孩上学就不会被撞死。”时隔一年，真相依然未解，今年的8月30日，孩子的父亲骑着摩托车，护送儿子的骨灰“上学”，载着儿子骨灰环学校一圈。(腾讯网9月4日)

这是一篇不忍卒读的新闻，更是一段不忍卒看的视频。花季少年上学路上意外殒命于交通事故，于父母而言这是锥心痛骨的悲剧，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被灾祸击得粉碎。父母除了无力地流泪悲伤外，我想最重要的莫过于查出真相，尽快找出肇事者，让孩子的灵魂在天堂早些安息。

但想不到的是肇事奔驰车不但套牌，发动机号和车架号均被改动，而且从2009年11月17日至2010年6月25日，在花都城区主要路口闯红灯达16次之多，就是这样的“霸王车”至今仍逍遥法外，而更让人悲愤的是交警竟说出“家属如果阻止小孩上学就不会被撞死”的雷人言语。

面对生命逝去的沉重，交警部门不是尽快彻查真相抓获肇事者，而是口出惊人的歪理邪说，这样无耻无赖的嘴脸让人情何以堪。孩子的父亲无奈之下带孩子的骨灰上学，我想他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追问和抗争。

追问花都交警部门为何16次的放任这样的牛车，为何16次的不作为？为何在17次违章撞死自己的儿子后仍公然不作为？这里面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我们见惯了权力的傲慢和无赖，但如此的无耻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家属如果阻止小孩上学就不会被撞死”，如果照此说法，那么7月发生在京珠高速河南段的客车大火41人遇难的惨剧，是否客车就不该上路运送旅客；温州动车撞车坠毁案是否动车就不该发明。如果孩子都不去上学，大人不去上班，游客不去旅行，所有的人都该呆在家里，那么国家还要那么多的交警干什么？纳税人的钱养着这样的交警只是当风景看？

muclemanxb

前朝毅力可嘉～看到一些以前没听说过的事情

前朝遗少

我们曾经乐观的认为，只要法律健全，事事有法可依，社会上的各类矛盾自然会迎刃而解，老百姓自然会安居乐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合同法》没有杜绝诈骗，诚信成了稀缺资源；《刑法》成了贪官的免死铁券，经济犯罪即将取消死刑；冤案越来越多，佘祥林、赵作海们都被屈打成招，险成刀下冤鬼；暴力越来越多，杨佳一人杀六警，湖北农民杨友德用“土炮”捍卫自己的财产。这时我们才明白了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话：“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原来立法的宗旨不是为我等百姓，原来现在的法律，成了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工具。

我们曾经坚定的认为，私营企业的崛起会带来竞争，会给消费者带来物美价廉的实惠。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三鹿的毒奶粉物不美，而且残害消费者多年没有曝光，因为资本家已经收买了各级官员，这时我们才又想起伟大导师马克思说的教导，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会铤而走险。

我们曾经善良的认为，哪有什么阶级斗争啊，我们的身边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样的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黑砖窑、血汗工厂、暴力强拆，这些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阶级斗争。这时我们的耳边才又回响起毛泽东的声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曾经幸福的认为，国企改制后，职工成了股东，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职工的股权被控股者以增资的方式被稀释了，变得无足轻重了，然后再次被控股者低价收购，一夜之间，工人不是股东了，成了完完全全的打工仔，这时我们才会感到公有制的优越性，才知道在全民所有制的体制下，职工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

我们曾经高兴的认为，村委会主任的普选是中国MINZHU进程的伟大实践，以此为基础，将来我们可以用神圣的选票的选出自己认可的领导人。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选出的村委会主任几乎都是黑社会分子，当选后攫取集体财产，管你村民的死活呢。这时我们才明白，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老百姓才能当家作主，才能有真正的民主。选票，不等于民主。

我们曾经自豪的认为，农村联产承包制是提高中国粮食产量解决国人吃饭问题的正确方针。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农民种粮赔钱，撂荒地产生了，水利设施废弃了，我们的农业在与外资的竞争中因为缺乏规模的优势败下阵来，在化肥、种子等农业的关键环节上，我们受制于外资，我们未来不得不吃高价油、高价粮，吃安全性备受质疑的转基因粮。这时我们才又认识到，农业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民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我们曾经欣喜的认为，合同制打破了企业对职工的终身禁锢，我们自由的流动。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在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合同制是用人单位胁迫工人的筹码，是资本家以低工资的方式榨取超额利润的工具。这时我们才发现，毛泽东提出的企业管理上的“鞍钢宪法”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