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朽活到老，学到老，也来学建高楼

playwar99

好贴，顶一个

前朝遗少

高素质的劫匪：

广东一伙劫匪在抢劫银行时说了一句至理名言：“通通不许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大家都一声不吭躺倒。

劫匪望了一眼躺在桌上四肢朝天的出纳小姐，说：“请你躺文明些！这是抢劫，又不是强奸!"

劫匪回去后，其中一个新来的劫匪说，老大，我们赶快数一下抢了多少，那老劫匪说，你傻啊？这么多，你要数到什么时候啊？今天晚上看新闻不就知道了

前朝遗少

翻翻家谱，都是摸金校尉出身


全世界的人都明白“MADE IN CHINA”是什么意思，有些喜欢跟中国没事找事的国家说“MADE IN CHINA”就是劣质品的代名词。其实“MADE IN XXX”这种事情最早是从德国开始的，想当初德国人刚开始自家的工业革命，秉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大量仿造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英国的名牌，有时候干脆就冒牌。120年前，英国政府实在受不了啦，1887年的8月在伦敦颁布了个“贸易品牌法”，要求进口商品必须标注上“MADE IN XXX”，这个针对德国的法律发展成了如今铺天盖地的“MADE IN”。

如今全世界最牛性的美国当年也没少干偷鸡摸狗的事情，那时候英国绅士对美国乡巴佬是老瞧不上眼了，美国人粗鲁无理但求知欲望强啊，于是成天盗版英国的书籍。英国政府给美国人压力，美国国会就死皮赖脸地硬扛着，而且一下就赖了五十年才接受英国这个智能财产权的观念。日本是美国的跟屁虫，不过刚开始倒腾自己工业的时候，日本人更崇拜德国，于是也走上了德国一样的仿造之路，而且直接仿造德国。

美国，德国，日本都无一例外地在发展阶段盗用别人的技术和知识，这么看来英国好像是最大的受害者。其实英国最是无耻，它是第一个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没有什么更强大的国家让他去盗用，可是有一大批比它赢弱得多的国家让它去欺负，于是英国人不去“盗”，而是干脆去“抢”，如今大英博物馆里面堆满了来自全世界的宝贝，那就是最好的证据。据说法律上对待“盗”和“抢”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塞进去关起来，一个是拉出去毙了。也难怪大英博物馆一直是免费参观，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受害者的后代大老远地跑来花钱看自己老祖宗被抢的东西呢。

最近看了天下霸唱写的《鬼吹灯》，才知道挖坟掘墓的专业人士被称作“摸金校尉”。如今，这些当年做过摸金校尉的帝国主义强国都发达了，于是开始效仿英国想方设法地让全世界尊重他们的知识产权，让全世界按照他们定的价钱去买他们的图书、软件、音乐、电影……你做不到了他们就跳着脚说你不遵守这个，不遵守那个，要制裁，要惩办，全然忘记了自己祖上是靠什么起家的。

前朝遗少

最可恨的是大量皇协军跟着瞎起哄。

俺忍不住要粗鲁一下：皇协军，我CAO你妈

前朝遗少

阎长贵：这个问题请杨银禄同志谈谈。

杨银禄：“文革”中，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有一份行政工作，唯独江青没有。主席开始并不愿家里人进中央委员会，更不用说进政治局了。“九大”期间，刚开始酝酿政治局委员名单时，是有江青的，主席给划掉了；有人提议李讷和毛远新要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也划掉了。江青后来进政治局，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九届一中全会选政治局委员，当时安排人事工作的三人小组，分别是总理、康生和黄永胜。最后确定名单中加入江青后，康生第一个去给江青祝贺，一进客厅就用浓重的山东话大声说：“行了！行了！”江青出来和他握手，说：“谢谢康老！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江青进政治局，康生和总理的作用很关键，另外，林彪也是支持的。

记者：还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想打倒周总理，他们间的关系很紧张？

阎长贵：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文革”初期，江青和总理有意见分歧，但她什么事都要依靠总理。我给她当秘书时，总理经常来看江青，对江青很尊重。每次来以前，先给我打电话，江青同志是休息还是工作，我想去看看，有没有空？我每次请示，江青都没有拒绝过。

一次有人可能要给总理贴大字报的事，我去给江青汇报。她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我心都不安。”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听杨银禄同志说：1969年2月，江青从钓鱼台11号楼搬到10号楼以后，特意嘱咐他，凡与毛家湾林彪、叶群来往的电话，都要做记录，我给他们打电话也要记录，但总理与汪东兴的电话，不要记。说明她与林彪的关系，已经过了蜜月期，但与总理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http://shehui.daqi.com/article/3072871_3.html

前朝遗少

记者：江青在日常生活方面奢侈吗？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喜欢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情.调？

杨银禄：她生活说不上多么奢侈，我没见她戴过什么首饰，也没有化妆品，到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处开会，她自己吃的东西都算伙食费，自己掏钱，茶叶也自己带。她在外地休息，每次走以前都要问秘书：“伙食费算了没有？”有时还要看发票，工作人员不敢糊弄她。

江青穿的衣服也比较简单，基本是军.装。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得体。她有一次回钓鱼台，对工作人员说，“街上人们穿衣服太单调，女同志不是灰的就是蓝的，要不就是黑的，老三样。我提倡女同志穿花衣，穿裙子，我带头穿。”她叫吴连登（主.席的管.理员）到布店选几样素一点的布料，做了6件花衬衣，她穿了多次，在钓鱼台、京西宾馆、大会堂、中南海等地方露面，也鼓励那里的服务人员穿花衣。那时，她已年近60，觉得花衣服效果出不来，后来就都分给工作人员了。

前朝遗少

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


          作者：顾英奇      2009年11月15日 来源：《重庆晚报》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刘少奇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刘少奇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1969年10月，中苏关糸恶化,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刘少奇是做为领导人同朱德，董必武等人一起疏散的。病中的刘少奇由医护人员护送到了开封。并留守了一段时间，才移交到当地医护人员手中。刘少奇一直在一处旧银行内，得到精心治疗。刘少奇在北京时已经脑萎缩。根本无法治愈。

前朝遗少

蒯大富在为虎作伥



《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有这么一段话：“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被虎吃掉的人，变成鬼后就去做吃人的老虎的帮凶，叫做伥鬼。

忽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久违了的蒯大富先生“口述”的《尘埃落定看文革》。读罢此文，便想起了《太平广记》上的这段话。

从文章可以看出，蒯大富先生经过铁窗的冶炼和铜臭的熏陶，在进行了一番洗心革面的“忏悔”后，便变成了一个伥鬼，一个走资派和反共反毛的右派的伥鬼。那种灵魂归附走资派和反共反毛的右派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蒯大富以所谓回忆历史和中庸的面目出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和拥护毛主席的革命群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关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蒯文说：“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权力之争”，这正是反共反毛的右派诬蔑毛主席的论调。

蒯文接着说：“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观唯心主义，臆想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正是走资派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和毛主席晚年“错误”原因的诠释。

在按照走资派和右派的口吻解释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后，蒯文向右派和走资派敞开的自己的心扉：“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蒯大富在这里向走资派表白：他当时之所以“卖命”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思想上的误区，属于上当受骗。事实上，一切没有正确坚定的信仰而投机革命的人，在革命遇到挫折或遭到失败时，都会通过这样的“忏悔”向扼杀革命的反动派表白自己的“纯洁”、“无辜”和上当受骗的痛心，从而走上无耻的变节或背叛革命的道路。

蒯文攻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蒯文说：“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这是蒯大富对毛主席关于“造反有理”论断的拙劣的歪曲。毛主席明确提出“造反有理”的论断，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主席在这里说的很明确，“造反有理”就是对压迫者、剥削者造反有理。而且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明确指出“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蒯大富果真不知道毛主席的这些话吗？不知道造谁的反或谁的反都可以造，尽管蒯大富极不情愿，仍然在不知不觉间对自己的那段历史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自我评价，而且也是一切投机分子在那个历史时期行径的写照。而这个评价恰好戳穿了蒯大富“死追”革命的谎言。

蒯大富站在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指责文化大革命没有“法制”，是“暴民政治”。蒯文指责道：“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法制”吗？党中央的《十六条》不是法吗？你蒯大富和一大批走资派遵循过《十六条》吗？谁是“暴民”？满清骂太平天国是“暴民”，帝国主义骂义和团是“暴民”，吴佩孚骂工人阶级是“暴民”，蒋介石骂共产党是“暴民”，走资派骂造反派是“暴民”。事实上，蒯大富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暴民，一条向右派和走资派献媚的野狗、恶狗、疯狗！

蒯大富站在反动派的立场，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打倒一切”的罪过推到毛主席身上。蒯文说：“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同时蒯大富极力洗刷自己：“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是毛主席要打倒那么多干部吗？是毛主席让你这个鼠辈去打倒一切吗？毛主席历来强调，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大多数。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打倒一切”的现象，正是象蒯大富这样的投机分子和走资派从“左”右两个方面破坏、反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综上所述，蒯大富的一个投机分子、变节分子的嘴脸，一个叛徒的嘴脸，一个急切归附右派和走资派的野狗、恶狗、疯狗的嘴脸，已经昭然若揭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蒯大富可以通过他的这篇“口述”，到右派和走资派那里领赏了。

前朝遗少

2007年1月22日晚，茅于轼在家中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称“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 。

人物周刊：您与任志强先生私交如何？

茅于轼：我们一起开过很多会，交情是有的。我筹建一个2000万的基金会，任志强出了100万。

2009年5月5日，茅于轼接受南都周刊采访。

南都周刊：有批评者称，您有关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论断，是在为境外基金会传声、代言，而且您本次调研报告恰恰是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茅于轼：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合作自然是很密切的，但我们所有的研究，没有一个是别人授意我们做的，都是我们主动要做的。

南都周刊：对方有无明示或暗示，所研究的项目做出的结果要对他们有利？

茅于轼：绝对没有。我们做研究，想的只是：理论、真理、正义。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
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不管资本家还是外国人，他们的资助使得我们起到的是这样一个作用——这到底对中国人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资本家不见得都坏，外国人也不见得都坏啊。

南都周刊：批评者认为，您和任志强等地产商人有私交。

茅于轼：随便他们想去，我不在乎。任志强给我的100万是干什么的？干扶贫的事！我得到他什么好处了？他连请我吃顿饭都没有！

我和任志强除了开会的时候见见面，就没有任何私下关系。只是说，我的事业，任志强是支持的，不光小额贷款，我的富平学校，他也是支持的。富平学校闹官司，赔款好几十万，我向他要钱，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1万多元给我。不光任志强啊，潘石屹也支持，柳传志、张维迎也出了钱，我的一些朋友都出了钱啊。

前朝遗少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200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其发布的研究报告的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茅于轼说，“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茅于轼还说，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

茅精英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臆断“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延缓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宣扬市场化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粮食问题也不例外，简直是痴人说梦。

前朝遗少

茅于轼在《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2008年12月26日）一文中说：


——2008年12月24日，天则所发布了“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的研究成果。有约二十名记者参会。今天各方面的报道已经出来了。同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不少骂我的信。内容十分简单：“老不死”，“王八蛋”，“汉奸”……。反右和文革时我听的骂多去了，比这个更难听的有的是。

——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是有统计数据可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

前朝遗少

以下引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2007年7月3日《我国不应再保护耕地》一文：

——难道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发生了饥荒？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粮库装不下，不得不赔钱出口，为什么我们对粮食如此神经过敏？

——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有人说进口不可靠，但是日本人消费的粮食中有60%多靠进口。并没有感觉不可靠。更有人说靠进口是不负责任的。请问粮食缺了还不肯进口反倒是负责任吗？

——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注：茅于轼在指责抗美援朝是“犯天下大忌的事”，因为美国是因中国抗美援朝而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全面的封锁禁运，包括禁运粮食。）

——保护耕地,不允许侵占耕地,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然而我不得不说，这个观点是片面的,甚至于是害多于利的。不允许侵占耕地的原因是我国耕地十分稀缺,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必须保护耕地，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不论在我国,或者在全世界,粮食和其他绝大部分商品一样,是供过于求的，

——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

——一块土地应该用于种粮食,还是盖厂房,修机场,作停车场,应该按照具体情况而定，绝没有道理说永远是种粮食有优先权。可是保护耕地的政策却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了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现在这种保护耕地的制度确实是害多利少，应该及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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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遗少

一篇企图否定摸石头才能过河伟大真理的文章

http://shehui.daqi.com/article/3074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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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我国地质大师黄汲清先生的说法更富有启发性和权威性。他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提出者和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之一，他曾讲：日本人在东北找了整整30年却没有找到油田，他们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为什么没有发现，而我们只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这是日本人没能找到大庆油田的另一种解释。对此，日本地质史学者小松直干也认为，除了勘探的范围、密度不够外，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和探矿技术的问题”。

不管是日本人的说法，还是中国人的解释，并不矛盾，却可以相互补充。如果说黄汲清先生的解释是认为日本人缺少科学理论上的预见性的话，那么森川清的见解是认为日本人缺乏技术手段上的可行性，而草柳大藏的说法，就只是掷骰子的问题了。这个例子表明，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先进的理论比先进的技术手段更为重要，没有理论的指导，先进的手段也将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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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遗少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同学想申请去美国一所顶级名校读博士，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他原本以为被录取是十拿九稳的事，可没想到，他收到了来自美国顶级名校教授的一封拒绝信。

最近，关于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再度引发了大家的思考。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黄同学想申请去美国一所顶级名校读博士，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他原本以为被录取是十拿九稳的事，可没想到，他收到了来自美国顶级名校教授的一封拒绝信。对此，黄同学颇有微词：“凭什么要后来者为前人的不诚信行为买单？”

其实，每个留学生在海外不仅代表个人，其行为也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形象，为了要更快地达到个人目的而将诚信抛诸脑后，实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一封美国顶级名校教授的拒录信

亲爱的XXX：
我谨希望借此信告知你，就我校目前中国研究生的有关情况来看，至少在我们系，今后将难以接受中国研究生的申请。在过去大约一年中，先后有6名中国籍在读博士生终止了他们的研究助理工作和博士课程。他们离开的原因并非由于他们跟不上课程，而是因为他们更希望马上找到一份工作(高薪并且有望为他们申请到绿卡的公司)。他们曾是带着攻读硕博士学位的承诺进入我校的，我方为之支付了硕士学习的学费，教导并帮助他们提升研究的能力。

可一旦他们获得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由于这一时期美国良好的就业市场，他们相对容易地找到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我们被这些中国学生利用了，成为他们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工作的跳板。我们每年支付大约4.5万到5万美元给每个在读博士生，我们更是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绝大多数) 作为助理，也取得了好的研究结果。可是，校方并未获得信誉，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博士生，而博士生培养是我们作为研究型高等教育学府的主要目的之一。

这极大地损害了申请研究生的中国学生的声誉，一些教授指出这是“极其不道德的”。一些教授和科研人员已经决定今后不再考虑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虽然这不会也不能成为一个政策，只是具有个人偏好的挑选未来博士生的个人决定，在我看来，合乎情理。在此，我不得不通知你，请你向其他学校或者其他教授递交申请。(节选)

不诚信行为之：抄袭
启德教育资深美国留学顾问黄晓钧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位在美国读MBA的同学伤心地告诉他：当她刚刚去到美国的时候，学校的考试形式一般都是开卷的，即使是闭卷限时考试，老师往往发了试卷就走，没有人监考，大家都很自觉地独立按时完成。后来随着招收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有些中国学生就开始钻空子、查资料，互相抄袭。最后，老师不得不把开卷改成闭卷，而且还随堂监考。之后还利用专门的软件去评估学生作业的雷同程度。

不诚信行为之：逃票
欧洲某些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没有检票员。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留学几年期间因逃票被抓了三次。这位留学生毕业后求职屡被拒绝，原因是他逃票被记录在案，这些公司表示绝对不能录用没有诚信的员工。

不诚信行为之：请枪手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读大学的留学生小秦发现自己身边有同学请写手代写论文。他说，他身边有不少同学其实底子不行，为了能毕业，就请专业写手代写论文。这种作弊行为一旦被发现后果很严重，他所在学校就有中国留学生因为论文作弊被学校警告并扣除学分，严重的会被开除。留学专家陈华告诉记者，在欧美的高校，学业作弊是大忌。许多国外高校都有“反抄袭系统”，如果学生的论文与系统里储存的文字相似率超过15%，即会被认为有抄袭之嫌。

不诚信行为之：不履约
新加坡公立院校对入读的国际学生均提供政府助学金，通常是65%~80%的学费减免。享受此助学金的学生需要在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担保下与政府签订工作协议，毕业后留新工作三年(或者到新加坡注册的企业工作三年)，一旦学生毁约，担保人除了名誉受损，还要负担学生违约的赔偿，赔偿政府至少1万新加坡元。

很多中国学生借此学费优惠政策前往新加坡就读公立院校，但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没有履行留新工作三年的义务，转去了英、美等国家深造或者发展其事业。于是越来越多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不愿意冒险为中国学生担保。

留学生海外生存法则：入乡随俗守规则

上述这些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事实上，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美国院校要求国外申请者提供由专业的美国机构认证的成绩单，而不止是中国学校出具的成绩单。由此可见，美国院校对中国学校出具的成绩单或多或少抱着一些怀疑的意味。

在中国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留学都是为移民海外做准备。如果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实现目标，自然会因为这份脚踏实地而受人称道，但如果只是把留学当成跳板使用，失去了最基本的诚信，那就得不偿失了。

那么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诚信意识？一定要遵守规则。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则，中国学生不要老想着怎么打擦边球，怎么走捷径，而要安安分分地遵守各个地方的规则。而且，中国学生要好好去研究这些规则，这是自我保护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例如，在美国学校的第一堂课，教授通常会给学生发一份“Syllabus”(课纲)，虽然只有短短几页，但这就是这堂课的法律性文件，教授的课程是依照课纲去严格执行的，然而很多学生却没有仔细看。比如上面有关成绩如何评定(例如：课堂测验、论文、期中测验、期末测验各占总成绩的多少百分比、考勤或平时作业如何影响成绩)，学生可在第一堂课去问教授任何有关课纲的疑问。

遵守规则，研究规则，就是在国外一种很好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