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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刚刚上高中。那时候没怎么知道世界大事。现在想想，地球有时候又真是大。大到可以容忍她的某个角落，赤道附近的一个小国家，因为一场被有预谋的煽动而起的民族仇杀，而丧生为数近100万之众的生命。
子弹是冰冷的，砍刀是冰冷的，握着刀柄和钢枪的手，却是热血沸腾的。而挨到子弹和砍刀的血肉之躯，又是软弱颤抖的。
影片《卢旺达饭店》，唯独选择表现一个男人的视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是的，这是一个男人。这个卢旺达胡图族人，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某种程度上，大到全世界，小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场暴乱。政治总是玩弄于男人的股掌之间。他们受着荷尔蒙的蛊惑而唇枪舌战、刀枪相见。钱与权的名利场上，争夺利益的主角们，永远总是男人。
保罗却不是这样的男人。他狡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一个由欧洲人开在基加利的酒店的经理，而周旋于白种人与黑种人、各种将军、政要之间。当那些男人们在振振有辞地讨论政局时，他会彬彬有礼地奉上美酒。并且礼貌地叫他们一声：Gentleman。
他甚至像一个女人。他怯懦，他柔弱。他总是寄希望于依仗更有保护能力的权贵。在那非洲热带，有着成千上万的自生自灭的生灵的卢旺达，唯有他活得像是一株寄生植物，千方百计地攀爬更大、更粗壮的保护伞。
他无法面对死亡。他无法面对女人和孩子的尖叫。他无法面对鲜血和被屠杀的尸体。他饱受着来自于别的男人们的辱骂与恐吓。他恐惧。他的眼神里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愤怒，而是彻底的恐惧。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男人。他顾家。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妻子和孩子，便是他生命的全部。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所以才有人依靠他，有人需要他。他无可回避。他甚至是自私的。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好老婆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女人和亲人，不受伤害。除此以外，他无能为力。他像一只经受摧残的猎鹰，他的翅膀和羽翼有限，只能遮蔽住那么一家人的生命。
白种人的大撤离几乎让他崩溃。这也是一次"走出非洲"。这一次的走出非洲，留下的，是无止境的种族、宗教、边境的骚乱。如果说，自白种人16、17世纪以来的殖民统治，无形中让非洲被动地建立了一种政治秩序。那么，白种人的走出非洲以后，便是一时间秩序的丧失与权力的真空，以及民族情绪中非理性的蔓延。
地球有时候说小就小，说大又很大。1994年4月到7月的时间，白种人的西方世界的政要们，对于发生在非洲大陆上的、二战以后最惨绝人寰的种族清洗事件，居然可以充耳不闻。当然在此后十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客，都曾前往卢旺达，表达过忏悔。但是这忏悔，看起来软弱而虚伪。
决定数百万、上千万生灵命运的，总是男人。强而有力的男人们。他们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之后，又会虚伪地扮演起拯救者的角色。
1994年的保罗，也并不是什么有能力拯救卢旺达的上帝。他同样是一个弱者的角色。因为他软弱，所以他知道害怕。而在全部族的男人们都陷入歇斯底里的仇杀的时刻，这个男人的骨子里的恐惧与软弱，或许才是最真实、最健康的人性。
他不是上帝。但是上帝却选择了他，在1994年一片血雨腥风的卢旺达基加利，驾起了诺亚方舟。只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男人难能可贵的、仍未泯灭的、人性的良知。
这是最起码的良知。那就是怜惜弱小、善待他人，选择和平的生活与爱。
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他几乎是一步步被迫着、被逼着，驾起了这艘诺亚之船。与白种世界的拯救者辛德勒不同，辛德勒看起来要更为智慧、更为内敛、更为隐忍。而卢旺达人保罗，当初甚至有过拒绝前来饭店的避难者。他难免手足无措。
这个善良却软弱的男人，他的勇气也是一步步被磨练、被鼓舞。唯有大磨难，才有大勇敢。唯有大勇敢，才有大智慧。
影片中他冒险出行，面对遍地横尸。回到饭店以后，独自承受，躲在厨房哭泣。而不把内心恐惧的情绪，渲染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他是一个懂爱的男人。他把妻子引到屋顶，只是一个吻，一句鼓励的话语，也可以在对于彼此的爱的肯定中，把握住生存下去的勇气。
基加利上空的天幕，流弹横飞，枪响四起。
他深爱着妻子儿女们。并且从这种爱中，寻找到了活着的全部支撑。当此血雨腥风的卢旺达，充满着爱的活下去，成为他的价值抉择。
因为上帝本就没有。可以拯救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就像唯和部队的中尉军官，临行前对保罗的殷殷嘱托一般：你只有依靠你自己。
他们被世界遗忘了。美丽的非洲卢旺达，这个热带丛林国家，宛若一片人间炼狱。再没有任何别人可以依靠，保罗的米勒·科林斯饭店，就像一片火海里的孤岛，或者一叶方舟。
陷入绝望以后，方可以重新振作，获得重生。也许，可以拯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当20世纪，西方世界的白种人迅速撤离了非洲大陆，各民族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更需要争取的，便是人格精神的真正独立。
电影里的保罗，可以受到来自于暴徒们的各种凌辱，但是他自始至终，西装笔挺、衣冠楚楚、面带微笑。你可以感觉到，他内心膨胀的人格尊严，足以藐视一切。
唐·奇德尔扮演的保罗·卢斯赛伯吉纳，有着平坦的额头，宽厚的鼻翼，和善良坦荡的眼神。一个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男人。
真实生活中的保罗一家，后来移居比利时。也许，他需要远离伤心地、抚平内心创伤吧。
2003年，导演特里·乔治与保罗重回卢旺达。和保罗在一起，特里总可以感受到爱与感激的簇拥。他们在米勒·科林斯饭店遇到过不少曾被保罗保护过的幸存者。他们的眼中，由衷地涌现着敬仰的目光。
在1994年的那场惨难中，保罗共保护了1268名图西族以及胡图族人的生命。
特里·乔治的影片无疑是有意义的，作为见证。地球越来越小，距今仅仅十年的那场惨难，更不容人类遗忘。
而这十年里，发生在非洲大陆上的、视生命如草芥的屠杀，从来便没有停歇过--谁又将见证，新的苦难与创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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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8 12:36:15
发表于 2005-3-19 11:27:47